我国财税法体系中法律少规章多的现象反应出中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财政分配的形式主要是实物和力役。租，即向土地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粮食；赋，即向人、丁、户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财政；调，向户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物产；役，向人身征收，获取国家所需要之劳动力。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所有制格局下，家计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替君王筹集行政管理、国防安全与扩张以及皇室开支的经费。但谁能洞悉“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犹以为小，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民犹以为大”[②]背后所蕴含的原理，谁就能知晓“财政调控”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一）新生政权之基础古代思想家早就注意到了税收征与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封建王朝的兴盛往往由于税收征管上的“休养生息”，税收使用上“内兴功力”；而封建王朝的衰落则往往由于税收征管上的“横征暴敛”，税收使用上的“挥霍无度”。封建王朝集权于封建君主一人之身，封建君主的不同选择往往会导致王朝的兴盛抑或衰落。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史料可以佐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王朝更迭、兴亡绝续无不有税收的身影。如果封建统治者认为征税天经地义，无疑会让国家之舟覆灭在纳税人的暴动之中。或许是汲取了前朝的教训，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有统治者不再将皇粮国税的观念深入演绎，而是通过税收减免来改善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为新生政权的稳固赢得纳税人的支持。如同现代西方国家政党选举时做出减税承诺一样，忽必烈在汗位争夺时，就曾通过税收蠲免树立自己豁达亲民的执政者形象，即以减少税赋和徭役来争取蒙民的支持。李自成的“均田免粮”[③]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制度，即通过采取与当时政权不同的税收政策，以减轻税负甚至是免除税负的承诺来获取纳税人的支持，从而为新生政权奠定人口基础。然而，草莽政权并不知晓：“税收为政治提供经济基础，税收是行政机构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④]没有税收的支持，政权难以为继；违背基本规律的任意的税收减免只会导致政权自取灭亡。（二）安邦抚民之功能泛读历史沉浮录便可发现，历代开明君主都注意到了税收“调控”与国家兴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税收安邦抚民的作用也早在一些政治比较开明的君主执政中有所体现。从汉高宗的“与民休息”、汉惠帝的“清静无为”到汉文帝的“无劳百姓”和汉景帝的“轻徭薄赋”，以低税率的方式励精图治，终于铸就了汉朝“文景之治”的盛世。唐朝的“薄赋尚俭”、“安人宁国”和明初的“减赋简税”、“裁并税务机构”都是“税收调控”智慧的体现，用以调节收入分配的过度不公。用今日的视角审视古代的“调控”，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对税收规律的漠视乃至无视，只会导致恶税殃民、苛政误国的结局；而通过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恢复生产力，最终则会迎来国泰民安。这里，低税率的设置不仅在于改善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更在于涵养和恢复国家的税基；将税收收益多留一些在民间，可培育数量和质量更为可观的税收潜力。总之，通过税收握持国家脉络，为庶政提供养分，是治理国家之道，也是国家治理之道。